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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惊悉老所长王益英老师不幸离世的消息，我内心十分悲痛。当天，很想去医院看老所长一眼，但因医院防疫的政策，无法送他一程，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自老所长退休后，我每年去看望他，这三年因疫情改为每年春节前通电话，记得去年通电话时间比较长，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聊了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发展、研究所老师们的情况以及国家法治发展等，同时分享了他爱好摄影的经验等。没有想到这成为最后的一次交流。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声音，他永远离开了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这几天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王老师身边工作的日子，他的敬业精神和谆谆教诲，让我终身受益，让我无限思念。

王老师是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法学家，新中国经济法学科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经济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王老师于1949年考入华北人民政府创办的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转入新中国第一所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科学生。1952年夏季，民法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法律系任教，讲授劳动法学，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学教师，在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学习、工作70多年，为新中国法学教育、法治发展以及人民大学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老师的学术历程是新中国法治与法学教育发展的缩影，他是新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的参与者、实践者与见证人。他留校从事民法学与劳动法学的研究与教学，与老一辈学者们共同创立新中国劳动法学的课程与学术体系。他翻译并撰写不少有关劳动法的论文与译著。当他全心投入新中国劳动法学研究时，为相应国家对外关系发展的需要，1960年代初调入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创建全国最早的苏联政法研究室。在担任苏联东欧研究所所长期间，他一方面根据国家外交政策的需要，组织、领导苏联东欧关系的研究，同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利用研究所独天独厚的研究文献，开辟苏联经济法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他与译者刘家辉同志商定翻译了当时苏联主流派代表作《经济法》与拉普捷夫的代表作《经济法理论问题》，给当时的中国法学界研究经济法提供丰富的学术文献，这两本书也成为学习和研究经济法的必读经典著作。

20世纪90年代初法学研究所与法律系合并组建为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他开始研究经济法、劳动法以及比较法。他先后主编了《中国劳动法实务》（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法学大辞典-劳动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世界知识出版社版1992版）、《企业法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市场经济常用法律实务》（北京高等秘书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系列教材，1995年版），参编《新编法学概论》《中国法学四十年》等著作。

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与机遇。为了探索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的新机制，1986年人民大学决定成立专门的法学研究机构。王老师受命筹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所，构建了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有机结合的系所合作体制，推动法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扩大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在法学研究所的定位、功能以及组织体制方面，王老师在比较国外法学研究不同组织体制以及法学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的需求，他向学校提出跨学科—综合发展的学术组织体制，即把研究所研究方向确定为三个领域，公法、民法与劳动、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并成立宪法行政法研究室、民法与劳动法研究室、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研究室。王老师认为，这种学科的组合能够突出法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同时推动学科的综合发展，并有利于以问题为导向。法学研究所先后招了六届研究生，培养各专业硕士研究生70余名，毕业生活跃在教学、科研以及实务部门。研究所利用学科优势与学术资源，开设了富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并出版翻译大量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在专业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尤其是，在王益英老师的规划下，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者，并提供年轻学者成长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法学研究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规划并组织各类师资培训班，包括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第一次举办的劳动法学师资培训班，为各高校开设劳动法课奠定了师资队伍条件。受司法部委托，法学所还与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合作举办了全国国际经济法专业的师资和法律顾问培训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法学研究所与法律系共同组建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王老师为法学研究所的筹建、运行以及创新法学教育体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老师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学教育工作者与领导者。无论担任苏联东欧研究所长、法学研究所所长，还是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副院长，他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爱护学生，提携年轻人，成为青年学者的良师益友。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凡是涉及到年轻学者发展的事情，他都高度重视，关爱有加，想办法为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解决问题。如一位学术骨干，住房紧张，他多次到学校有关部门沟通，争取到再多给一间筒子楼房子；有位青年教师想调到银行工作，当时在政策上有些难度，法学所也需要人，但他还是以这位老师发展着想，多次联系人事处，给她顺利办手续；有位青年教师想调到法学所工作，他积极沟通对方单位，积极引进人才等。当时，在法学所工作的十多位年轻学者，在教学、研究、个人生活等方面都得到王老师的关心与照顾，让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感到研究所这一集体的温暖。

王老师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学习、工作和成长方面的人生导师。1987年5月份研究生毕业时，由于各种原因，留在法律系的计划处于不确定状态。我记得，我接到法律系通知的当天晚上，王老师委托当时研究所宪法行政法教研室主任张正钊教授到我宿舍，问我是否愿意留研究所，并告诉我王所长希望我去研究所工作。当时，我的毕业志向就是当老师，从事学术研究。第二天，我去研究所见到王所长，表示愿意到法学所工作。王所长是著名法学家，又是所领导，开始见面时我还是有点紧张，但王所长平易近人的风格让我感到轻松。1987年9月毕业，我到研究所工作，分到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工作，在张正钊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公法的教学与研究。我记得，当时学术著作的出版、课题申请是比较难的，学术研究也有禁区。但王老师多次组织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开会，强调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法学理论的支撑，鼓励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解放思想，多研究新的问题，他负责联系出版社。在他的鼓励下，三个研究室确定研究方向，组织老师们集体攻关，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先后出版了《比较行政法学》、《中外行政许可制度》、《外国行政法》、《行政法》等著作。90年代初出版的这些著作，对拓展研究领域，推动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很多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另外，我记得，90年代初，国家社科项目中第一次将人权思想作为立项课题。由于人权问题的敏感性，不少人申报人权课题也有顾虑。王老师亲自找张正钊教授商量，要求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报这个项目，并主动联系许崇德教授，作为课题负责人，与张老师共同申报，由我做协助工作。课题立项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最终以《人权思想与人权立法》正式出版，也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的人权领域的成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从课题的申请到出版，王老师付出了大量心血。1990年我提出出国留学一年的想法，王老师表示支持，并协调外事处，很快帮我办理手续。在国外学习期间，多次来信，关心我的学习与生活，并委托办公室主任李练红老师关心我爱人。91年回国后，他积极向学校推荐，让我担任研究所副所长，鼓励我为大家服务。这也是我从事行政工作的起点，我有幸作为王老师的助手，在研究所工作了九年，有机会为大家服务，同时近距离感受王老师为人、为师、为学的魅力。

当学校决定系所正式合并成立法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时，王老师始终顾全大局，全力配合学校总体发展战略，积极组织、协调、参与合并工作。毕竟两个独立单位的合并，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王老师以法学教育的大局出发，与曾宪义老院长共同完成了体制转换工作。在合并过程中，王老师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让法学所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顺利与新体制衔接。他让我事先了解青年教师的想法，提出选择教研室的具体要求。由于王老师的精心协调，所里的青年教师，都按照自己的志愿，分配到相关教研室工作。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也顺利到相关教研室继续学习，并融入到新的学术环境。在每次通电话时，他最关心的事情是，所里的年轻人的目前发展，以及毕业生的成长等。

每次见到他或者通电话时，九十岁高龄的王老师是非常健康的、乐观的，脸上始终挂着亲切微笑。他爱摄影，发微信，关心国内外新闻，与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分享生活乐趣。如今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会保持生活的爱好，继续分享乐趣，让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心中留下永远微笑的王老师。

尊敬的王老师，您永远活在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心中！华体会平台-华体会(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永远怀念您！